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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绩出官体制下的统计数据:行政干预普遍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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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0-5-24 09:51:12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本该力求真实的统计在政绩出官体制下,被动地处于火山口的尴尬境地上
 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叶青的官员加学者身份让他近年来成为全国两会媒体报道的焦点。
  今年更是如此。“今年两会,3月8日之前代表们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统计。”在湖北省统计局办公室内,叶青告诉本刊记者,“因为对房价涨幅老百姓关注度很高。”
  其实,不仅仅是房价,地方GDP之和大大高出全国核算数据、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统计范围太窄、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反映实际失业率等,都让老百姓对统计数据心生迷雾。“2009年全国房价1.5%的涨幅指数,是公众质疑统计数据公信力的一个触发点。”

  为什么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显著,社会对统计数据的关注度越来越高,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对统计数据的依赖越来越重,但公众对数字的满意度却并不高,而且质疑之声不断?
  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的调研从叶青开始。
  “难堪”的国家承诺
  “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,中国经济在变化,但30年来任何一个省,少有出现GDP负增长的年份,只有2009年上半年山西出现了负增长。山西省还因统计数真实受到了各界的称赞。关于GDP,我们5年前10年前的水分挤干净了吗?”谈到GDP,即便作为省统计局副局长,叶青也心存疑问。
 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。在统计上大体有两个通用的指标可以反映生产成果。一是总产值,二是增加值。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所有生产成果。
  “因为挤水分不仅仅是数据的增减,而是一个政治问题。现任领导挤水分,就意味着其在任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增速会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。在前任很有可能升至现任上一级的情况下,现任不敢挤,也没有动力去挤。”在叶青看来,5年一次的经济普查,挨家挨户地毯式的调查,可以挤掉一部分水分,“而且越早越好”。
  湖北省第二次经济普查动用了8万左右的人力。“花费人力财力就是要把数字搞准”,但让叶青比较不习惯的是,“第一次经济普查时,为了保障数据的准确性,以国家的名义郑重承诺,对企业所报数据保密,不会告知别的部门,比如税务部门。”对外只公布总数,不公布各个企业的数字。“到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时候,我们依旧这样对企业承诺。这非常难堪,希望在将来可以不作这样的承诺。”
  即便有这样的承诺,也有学者对普查数据到底有多真实表示怀疑。“核算GDP所需的基础数据相当多,仅国家统计局报表中就有3000多个指标与GDP核算有关。大面积的调查,如果一部分数据不真实,结果反而不如非普查年度的核算数据来得准确。”
  “申报表格过多过于复杂,不同部门都有不同的表格。另外,由调查方申报数据往往会有偏差,或者故意错报,但是复查的成本又过高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柯惠新担心。
  “普查是一次全面的清查,采集的方式跟常规数据不一样,应该说普查数据更准一点。国家对普查数据也是认可的,明确要求普查年份以普查数据为准。”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对本刊记者表示。
  中国的GDP核算始于1985年。主要采取生产法加部分行业的收入法来核算。“所以,为什么能在经济普查的时候把家底摸清,就是借统计指标很全面、单位也全面的机会,把各个行业的增加值算出来,便于按收入法核算部分行业的GDP。”湖北某市统计局参与经济普查的统计人员告诉记者,在非普查年份,季度核算主要是通过经济普查底数作为基数,按照相关行业的增加值指标进行推算的,这就有一定的误差,需要普查数据来修订。
  在这位统计人员看来,各省GDP加起来大于全国的总数,区县GDP的数据加起来大于全市的总数是正常的。现在经济活动非常复杂,生产经营地和登记注册地不一致的情况很多,为招商引资地方付出了很多心血,产值当然竭力想要算在当地,但作为注册地按属地原则也应该要计入这部分产值。
  以这位统计员所在的市为例,市政府专门召开过一个会议,决定对发生在该市区县一级的上述情况按两方都算进行处理。“所以,对地方的时候,我们就都算,而全市上报的时候就剔除重复,只算一次。因此,有时我们需要做两套表。”这位统计人员表示。
  但在现实中,一些地方在统计中不但竭力“用足”、“算足”数据,甚至不惜添加其他“水分”,以至影响到GDP的准确度。对此,上述统计人员表示,“现在湖北省对市里也有所限制,要求各区县的经济总量不能超过全市的0.5%,GDP增速不能超过0.3%。”
 楼主| 发表于 2010-5-24 09:51:50 | 显示全部楼层
  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呈逆向
  “你们怎么对GDP这么感兴趣?”中部某省统计局核算处处长,对于本刊记者关于GDP的疑问,笑着反问。掌管着有“统计的龙头”之称的核算处,对于国家统计局正在积极部署的GDP下算一级工作,他表示,“目前应该说具备了下算一级的条件,但下算以后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。各个地方都说自己的数被算低了,天天来找你。”
  事实上,这位处长的担心,在国家统计局层面已经发生。在GDP核算制度由之前的“审算结合”过渡到当前的“下管一级”之后,柯惠新告诉记者,就出现了各个省都来跑数字的情况。这个省算了又算,提高了1%。那一个省就不干了,也要求提高多少。“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考虑的。”
  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,在一些地方,个别领导出于政绩考虑,还存在对统计数据进行行政干预的问题。一些企业、单位和个人,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,不愿意提供准确数据,迟报、漏报甚至是拒报统计资料。叶青告诉记者,大约5到10年前,他听过的典型故事是:年末,某县县长把重要部门的负责同志召集在一间房子里,一块凑数字。应该说,“这种做法现在比较困难,因为县一级的GDP由地市来算,这不是县长、书记想要什么数据就可以要到的。”但叶青也坦言,他担心领导干部控制不了GDP总数,不排除他们“未雨绸缪”深化到GDP构成数,即让企业的数字报大一点,这样的做法隐蔽性更大。

  “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是呈逆向趋势的”,叶青指出,“表现最强烈的是乡镇、县、街道这一级。他们直接管企业,很关心数字的增长幅度。为和别的乡镇作比较,有动力去修改。”
  乡镇的统计力量本身又是相对薄弱的。这种情形在采访中被基层统计人员形容为倒金字塔结构。“上面一根针,下面千条线。”任务繁多的乡镇统计部门,通常只有3到6个人,一般叫统计站,挂在经发局下。受编制影响,为降低成本,经常是发改、统计、物价三个部门放在一起,有可能搞统计的就两三个人。面对区里众多企业,根本就顾不过来。
  在湖北这个中部省份的一些市县,统计调查队伍自身的体制没有理顺,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统计工作的稳定开展。某市统计局综合科杨科长告诉记者,他所在市的调查队原来是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,随着国家调查总队的成立,现在升格为与统计局平级,承担原来城市调查和企业调查的任务,但农业的调查任务是由调查队和统计局两边共同承担的。“这对地方来说很难,国家没有明确业务到底分在哪里。调查队在属于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的时候,属于事业编制,一些工作人员是事业编制的身份却干着统计局这边的活。改革之后,调查队编制的人员就理所应当地到调查队工作,原本干的统计局的工作就出现了人手不够的局面。”
  杨科长告诉记者,不但是乡镇,一般县一级的统计部门编制也非常紧张。十几个人,“一正三副”加上办公室人员、司机、后勤,真正在业务岗位上的人员并不多。
  “统计的地位虽然提高了,领导干部讲话、汇报材料、政府办、党委办日常的工作都离不开数据,但作为基层统计部门领导,犹如被放在一个火山口上。一边是统计数据的真实、一边是政绩,必须要拿捏好分寸,走好钢丝。”一位刚赴任某市统计局不久的局长,不愿过多接受记者的采访,但说了上面这段话。
  被低估之嫌
  即便是被媒体诟病为“虚高”乃至“虚假”的地方GDP数字,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,一些中部省区表示,其实仍有保守的成分。“比如一季度我们的GDP增速按照我们自己的核算超过20%,但从国家到省一级一级核算下来,我们的数字最后是15%左右”。
  “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很快,但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,服务业统计水平参差不齐。”在叶青看来,这是近年来地区与国家GDP数据产生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  更为重要的是,“国家在核算GDP时,从各个角度评估主要基础数据,特别是利用税收、用电量、货运周转量等相关指标对地区GDP数据进行综合评估,对不符合实际情况或明显异常的基础数据,要作适当修正(多数是下调)。而各地区在核算GDP时,虽然也进行评估,但修正时掌握的尺度一般比国家的要宽松。”叶青认为,但“应该看到,有的地方数据宽松,也有地方是瞒报数据的”。
 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,过去采用的核心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前苏联的核算体系,直到1992年,才全面采用联合国公布的SNA核算体系。这一年的1月,国务院通过了“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”,也称中国新核算体系。随即在8月,公布了实施通知,从此开始了正式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核算,并开始编制经济循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。
  但是,对工农业总产值的统计一直保持着“优势”。尤其是农业,按业内的说法是“农口数据是中国最可靠的数据,质量最高”。
  相应的是三产的统计非常薄弱。“服务业有被低估的嫌疑。”在中部省区采访期间,记者不断听到此种说法。
  三产包括交通、运输、仓储、邮政、批发、零售、餐饮、金融、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,核算主要根据相关指标。比如交通运输,在基数之上,再将交通运输总周转量(这其中涉及公路、水路、航空、铁路等,按一定比例来折算),按一定的发展速度来核算,批发零售则根据零售额的发展速度进行核算。三产中有大量的个体私营企业,他们有盈利,应该算增加值,但往往统计不上来。在非普查年度,三产的数据主要是资质以上、限额以上企业上报的数据。“抓住普查的机会,一次性地把平时很难统计到的,特别是像规模比较小的服务行业资料统计上来。现在经济普查每五年做一次,这对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大有裨益。”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指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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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0-5-24 09:52:39 | 显示全部楼层
  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数字
  北京市某城区统计局商业科的李江(化名)尽管每月会和3000多家企业的商业数据打交道,这些数据是北京市GDP核算的海量基础数据的小小组成部分,但他接触不到GDP核算。“我们区的GDP数据是由市局给我们的。因为报表是按照法人来报的,一些跨地域的企业如中石油等在全国都有产业活动单位,那么不能把数据全部算到我们区,所以北京市在统计的时候会根据产业进行调整,然后再分配。GDP和CPI都是由市里上报给国家,同时再分配给各个区。像商业的零售额是每个月给各个区下发,而GDP的数据是按照季度下发的。”
  除了收表送表,李江还要对数据进行审核。先要了解哪些方面哪些环节可能出错,把数据库全部导出来,然后编程,把有错误的数据筛选出来。“但是你不可能想到每一个错误,因为GDP的核算量太大了。有的企业入账也有问题,只有在年底的时候才会入账,所以到了年底一个营业周期才结束,而它的营业额数据也上去了;有的企业可能在年初就把全年的房租付了,那么在一季度这个数据就会很大,季度上就会出现一些波动。”
  对于社会对统计数据的质疑,李江表示,他力争确保他管辖的数据及时准确上报,但“方法的问题不是我们考虑的,这应该是国家统计局考虑的。方法都是他们定,然后对市局培训,市局再对我们培训,然后我们再对企业培训”。

  在中部省区的采访中,市级统计局的统计人员也表示,可能在省局的层面,会考虑制度方法的问题,在他们这一级更多地是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去执行。该局综合科马科长告诉记者,面对社会公众对统计数据的不认同,“可以解释数据来源的就解释,而不能解释来源的就解释为方法制度的原因”。
  饱受诟病的人均收入指标,在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就面临制度方法不合时宜的情况。据基层的统计工作人员反映,按现有统计制度,一个县的统计样本户,城乡都是100户,但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,不但样本户数量过少,而且城镇农村的二分法也难以准确反映群众的收入状况。这样算出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,代表性自然不够。
  “有时候为了保持数据的稳定,难以修改统计方法”,但柯惠新建议,为了既照顾到可比性又适应现实的变化,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指数。
  自上而下的方法改革有时会面临责的困难,叶青以服务业的产值统计为例,“由于目前国内对其缺乏统一的核算标准,基本靠各级政府推算。在某些情况下,国家核算可能并不如地方核算准确。”(记者唐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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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0-6-16 11:34:05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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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2-3-11 16:32:59 | 显示全部楼层
不知该说些什么。。。。。。就是谢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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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3-6-26 22:27:12 | 显示全部楼层
哦~~~~









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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